汪晶的“机场刺母案” 心理健康成留学课题

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24岁的上海留日学生汪晶，3月31日在上海浦东机场因留学费用等问题与母亲发生争执。他从包内抽出两把尖刀，对身后毫无防备的母亲头部、手臂、腹部、背部多处进行砍、刺，致母重伤。事件引起广泛关注。

汪晶的“机场刺母案”，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突发个案，却因受到媒体高度关注而为社会观察一部分留日学生的身心状态提供了一个例证。他们人在海外，他们在经济上能否自立，在学习上能否投入，在心理上能否适应，在人生路上能否健康成长，不仅是父母，也是整个社会关心的课题。

一、机场刺母留学生的身心焦虑

汪晶为了留学费用，在机场刺了母亲九刀，导致她重伤。病床上妈妈顾女士微弱地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的命”。

汪晶生于上海，从小父母离异。小时候的汪晶，经常被喝醉酒的父亲责备、打骂。为此，母亲顾女士希望以物质上的生活满足来弥补对儿子的精神亏欠。汪晶没考上重点中学后离开上海，投靠了远嫁到日本的大姑妈，后因种种原因离开了姑妈，独自一个人搬出租房，开始在日独立生活和学习。在日本留学期间，汪晶做过中介、洗过盘子、当过营业员。他被人欺负而出现了精神幻听，这成为精神疾病的始因。母亲顾女士省下生活费用供他读书，太宠他，却难以为继。今年3月31日，汪晶最后一次在电话中索要钱财，母亲因无法承担而拒绝。之后他一时冲动，飞回上海，在机场刺伤了前来接机的母亲。

央视主持人柴静认为判决对舆论是一个颠覆□□在事实未清之时，舆论认为汪晶在日挥霍无度，冷漠无情。但判决结果显示，留日学生汪晶其实是精神分裂征患者。汪晶接受采访时说，他听到电脑里的声音，耳朵里的监控者，衣服的血迹，欺负他的日本人……旁观者当然知道这是虚妄的，不过在他的感受里，这些都是真的。

据了解，汪晶跟家人说起这些，他们的反应是不予理会。他对此感觉既很焦虑，又愤怒。即使这些陈述已经足够让人判断他精神异常了，但父母和姑姑都没有提出过要给他治疗。他们也许没有意识，也许不愿意面对。无论如何，汪晶在日留学面临的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都对他的身心感受形成了压力。

有观众看了揭示汪晶刺母和留日生活的专题《不可忽视的真相》后说：“看了这期节目我哭了，想到多年前的自己。我曾经和这个男孩一样，未成年已独身在外，身边没有朋友，没有可以依赖的人。在黑夜中睁著眼睛，直到天亮才能小睡一会儿。这种情况持续半年，我知道自己挺不住了，于是，我不顾一切的回家了……其中的痛苦与挣扎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祝福这个家庭，希望这位妈妈能够健康长寿。”

但也有读者表示：节目过后的反思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要形成一个模式化的概念。有条件出国的，尽量送出去，有什么不好呢？文化的反差造成的不适应也有可能渐渐锻炼一个人的心智，从而变得成熟起来，视野也会更加的宽阔，看问题的角度也会更加全面。

以上是围绕著海外留学问题的两种意见。汪晶刺母事件是一种极端例子、恶性呈现，但在汪晶以外，还有更多留学生在不同程度上承受著类似的身心压力。如果说这是一种磨练，那么留学生的对应不外乎两种，或坚守，或落跑。相比于八、九十年代的留学前辈的“坚守”，新一代留学生中的“落跑”现象不绝如缕。

二、放弃博士课程的背后

在日本的留学生中，有许多因为经济上无法独立，最后在学业上半途而废。

来自中国北方的留学生小刘，来日本留学后，一直是家里供应学费，因此他在日本留学也可以说是一路顺风。由于在国内的基础非常好，到日本后用英语)应试，很快考入日本名牌国立大学的研究生院，并得到了每月6万日元的学习奖励金。

他更是意气风发，立志要得到日本的博士学位。

后来家里知道他得到了学习奖励金的事，父亲也有意让他在日本锻炼锻炼，因此给他来一封信，说已经供他3、4年了，据回来的日本同学说，他们都是靠打工生活，你得到了学习奖励金，剩下的时间自己打理生活吧，但是学费家里还是给你交的，生活费就用学习奖励金吧，如不够就自己打点儿工吧。

这名优等生接到这封家信后很苦恼，因为他从来没有打过工，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工，6万的学习奖励金，交了房费和水电费就没有了，吃饭的钱怎么办呀？

他看见学校的黑板上有招家庭教师的广告，觉得这个活还不错，就去应试。但是人家在面试后对他说：你的日语已经比较流利了，但是作为教师还差一点儿，再在努力吧。

这样，人家没有雇用他。

他每天更加忧愁了，不知自己该怎么办。

有一天，同住一个寮的小李对他说：我打工的地方现在缺人，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打工？

小刘知道小李每天起得特别早，回来得又晚，觉得他干的工作一定非常辛苦，因此战战兢兢地问：和你一起去？会不会起早贪黑？会不会很累？

小李笑著对他说：我那起早贪黑的工不要你去做。我这个工作只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做，是测量，只要拿个测量杆站在马路上就行，一点儿都不累，是我所打的工中最轻松的。

小刘一听不由得喜上眉梢，连连说：我和你去！我和你去！

到了星期六，小刘起了个早，和小李一起去测量公司。他们的工作是测量道路是否发生了地质性下沉。小刘和小李分别拿著有刻度的标杆，测量公司的人拿测量仪在远方观看，测好后他们就拿起标杆移动。

对于小刘来说，这活也说不上累，但是时值冬天，站在马路上觉得寒风刺骨。他非常担心自己会感冒，因为日本的感冒很可怕，有病毒性流感，禽流感等等，有的得上了还没有救！

越这样想，小刘越觉得浑身发冷，真有一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感觉。

他觉得这是他留学以来最漫长，最痛苦的一天。

工作完毕以后，他马上对小李说：小李，这个活我干不了。

小李很吃惊：为什么？

小刘说：太冷了！北风都要把我的脖子吹断了。

小李惊诧地说：怎么会？你不是北方人吗？东京的冬天再冷，也不会比你们东北还冷！

小刘听了很不受用，他不满地说：东北冷？可我在东北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呀！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忍的一天。

小李听罢叹了一口气说：这个工你要是不能打，那么什么工你都打不了了。我打的所有的工都比这累，比这苦。

那天晚上，小李的话一直响在小刘耳边，他觉得自己在日本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没过几天，马上就要进入博士课程的小刘办了退学手续。

当他回到中国，突然站在他的父母面前时，父母都非常吃惊，问明理由后，都劝他回日本完成学业，并答应就是借钱，也要重新再给他寄生活费，但是小刘已经完全没有了再回到日本的意志和勇气。

三、面对挫折的退缩

承载了家人许多希望的丁小峰(26岁)，于3年前来到日本。由于居住在内陆安徽省，所以求职、生活条件都不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也是小峰的父母托在日本的亲戚帮他办理赴日本留学的原因。

在安徽读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接下来，该如何，谁都没有谱。看看国内人才市场上人山人海求职的状况，小峰和父母都对未来感到迷茫。

到日本，念语言学校，然后上大学院，找一个工作，做一个白领阶层，享受朝九晚五的生活，是小峰的梦想。但是，没有想到，仅仅是这样一个平凡的梦想，如今也并不容易实现。

刚来日本时，住在学校的寮里，周围有不少从上海、北京来的孩子，家庭环境好，给他们交了学费又寄生活费，这些孩子基本不用打工，有的人在学校里帮忙打扫卫生，赚取一点零花钱，已经算是勤工俭学了。而小峰深知自己的家庭并不富裕，他托亲戚帮他找到了工厂打工的活儿。这个工作是凌晨的，是一个食品工厂，需要体力，也需要耐力。无论刮风下雨，都得准时到厂里上班。

第一年， 怀著对未来的信心，小峰坚持了下来。第二年，眼看要从语言学校毕业，小峰开始找大学院。也许由于太“轻敌”，小峰没有将找大学院看得太严重，总觉得如果不能进大学院，就找个专门学校也行，总是有办法的。

从日语学校毕业后，进入了一所学习理工科的大学院，小峰这才知道，私立的理工科大学院的学费，比文科要贵很多。

小峰不得不让家里寄来了100万日元交学费，一面自己也搬出了日语学校的寮，而是和以前的同学一起租了个房子住。同学考入的是国立大学，学费便宜，还有奖学金，生活一下子与他成了鲜明的对比。

异乡的孤寂，辛劳的生活，使小峰感到再也无力坚持下去。原本期待大学院毕业了找个好工作，就能与苦日子告别，但是他决定在春节前就回国了。

其实，地震之后，小峰也曾回国，那时候作为探亲，回去了一个多星期，当时日本正在闹辐射问题，周围的亲戚甚至他的父母都让他别再到日本去了。然而，那时候，小峰还怀著对未来的梦想，所以坚持到日本来了。但是没想到那以后，日本愈加不景气，留学生找工作愈加艰难，曾经打好的如意算盘，比如辞去工厂工作而是去便利店或者居酒屋，不但工资高点而且还能练习日语，这两种工作目前都很不好找。而小峰再也不想再让父母给拿接下来要交的下半期的学费了。

看著国内的同学们过得都挺滋润，即使月收入不高，却都安居乐业，下了班就很休闲，找几个哥们去泡泡酒吧，而在日本的生活，简直就是一种苦力状态。曾经的老留学生们，能够忍耐下来，是因为回国也没有更好的路途，而如今国内新鲜的机会似乎到处在向人招手。回去试试看再说，这是小峰面对日本的困境而想得出来的唯一办法。

和第一代留学生的愈挫愈奋相比，这一代留学生中有一部分人，面对困难时容易走极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经常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有的家长叹息说：这些孩子呀，真是总也长不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