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不移钱——中国人海外移民现状调查

“我家庭的历史，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人的海外移民史。”面对客户的时候，李华学总喜欢讲自己家族的故事，虽然这很不符合西方文化公私分明，保护隐私的传统，但李华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能让客户们知道，他们现在处于一个多么好的时候。”

澳大利亚人李华学是上海一家移民公司的合伙人，能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

“我父亲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自费留学并留在澳大利亚，也就是‘洋插队’，我妻子的祖辈是晚清时候作为劳工去美国修铁路的，侥幸没死，辗转去了加拿大。”

中国人的海外移民，无形中带动一个新产业的崛起。2009年，李华学和妻子陈梅重回中国，开始做移民中介。“如今移民的中国人，不再是劳工和‘洋插队’，而是投资者。他们想要的，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外的身份，而更看重赚钱的机会。”

辛酸的前辈

中国人移民海外，古已有之。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下南洋”，则是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最高潮。

史载，鸦片战争之前，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约为150万人。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949年，移民人数飙升，仅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人。

当时移民海外的主要是华人劳工。

陈 梅的祖辈也是此时离开福建的。“美国的工头也不拿中国人当人，每天都有劳工客死异乡。等到铁路修完，村里同去的十几个人只剩下3个。”在她很小的时候，长 辈就告诉她这个辛酸的开始。“经过三四代人的拼搏，我们才融入了澳大利亚社会。不被歧视，教育、收入、社会地位和当地人一样。”

李华学父亲的移民，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1987年，李华学的父亲自费赴澳大利亚留学。“就带着一个手提箱，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1000多美元。前途未卜、背井离乡、举目无亲。”

李华学说，为了维持生计，父亲一天要打好几份工，根本没有时间读书。“但因为拿的是留学签证，学费还是得交。而找的工作都是最苦最累，薪水最少的，即便如此，找到工作就算不错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一次性给8万多名在澳中国人发放了移民许可。李华学的父亲成为澳大利亚人，如愿以偿。几年后，李华学父亲所在公司登陆A股市场，成了一家知名的上市公司，而在赴澳留学前，他已是这家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

不是猛龙不过江，大多数的“洋插队”故事，都以辛酸和无奈收场。

当时，在华人移民中就很流行这样的调侃：“餐馆端盘子的多是硕士，开出租的起码是博士，找到公寓扫地的工作，那要博士后。找一份工作，起码要走破3双鞋。”

至今，李华学的父亲仍在当地开出租车为生，“对于我们回到中国，他们总是有很多感慨，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轮回。当年如果不出去，当个上市公司领导，比开出租不知强多少倍。”

“上世纪90年代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很少有人重新达到当时在国内的社会地位。”李华学说。

新移民的阔绰生活

在李华学看来，现在的中国移民，“是移民历史上地位最高，财力最雄厚的一波。”

徐舒婷是浙江人，2008年全家移民加拿大，并在温哥华的唐人街买下了3套公寓，延续了在国内的投资传统。

但到了加拿大，徐舒婷才发现真实的唐人街和电视上看到的并不一样。几年前，温哥华政府在这条街上收购了一些房屋，改造成廉租屋，提供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其他生活需要救济的人群，例如吸毒者，后来，这个区域附近的居民，能搬走的基本都搬走了。

有 了前车之鉴，徐舒婷找了家华人开办的房产中介公司，想买一套别墅自住。“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西温，那里面向太平洋，背后是原始森林，一直是全加拿大最 有钱人居住的地方，中介说去西温看房子的人，一般会被三件事震撼---海景、豪宅，价格。温哥华地区最好的学校几乎都在这里。”

另一个选择是北温。这里是经济版的西温，同样的背山面海，只不过面对的是一个海湾，但房价却便宜很多。

最终，徐舒婷还是住在了西温，豪宅的价格让同是华人的中介咋舌，“中介老王的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清华大学毕业，他说如果知道改革开放造就了那么多赚钱的机会，他一定会留下来。”

唏嘘不已的老王，以为徐舒婷住在西温是看重那里的学校，“其实只是因为一句话：早些年，西温的房子是不允许卖给有色人种的。”徐舒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徐舒婷也没有在西温住多久。尽管拥有英语6级的证书，徐舒婷依然觉得很难融入当地人的圈子。

2010年，徐舒婷又搬到了列治文区。这个上世纪90年代刚刚发展起来的新区，虽然没有海景和参天古树，却有四处可见的华人。

公开资料显示，列治文目前有17万人左右，其中华人占了9万，温哥华300多家中餐馆中，1/3在列治文，超市里的中国商品甚至比中国还要丰富，银行、超市、商城也全都有中文服务。

在 这里，徐舒婷结交了新的华裔朋友，并且参加了那里的“太太看房团”，“老公虽然移民加拿大，但实际上，除了换了个国籍外，没有任何变化。生意都还在中国， 所以大部分时间也都在国内。”徐舒婷说，这样的状态在近几年移民加拿大的华裔中非常普遍，“很多都是老婆带孩子在国外，但国外生活节奏缓慢，不适应。于是 就一起在加拿大炒房。”

在加拿大炒房赚不到什么钱，这让徐舒婷逐步丧失了兴趣。2011年春节，徐舒婷回到中国，“生活好像回归了正常状态。”

对她来说，除了高福利、好的医疗和教育，“移民好像并没有多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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