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四位女留学生

学校名称：斯洛伐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所在位置：美国，巴尔的摩

学校设置类型：综合性大学

创建时间：1876年

学历：本科 研究生

学校性质：私立

学生人数：6437人

院校地址：3400 North Charles Street Baltimore, MD 21218 (410) 516-8000

昊格矩(前排中)与九江教会女塾学员，坐在她左边的是石美玉的母亲

    回望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尽管当时西风已东渐，但中国女性普遍都还缠着足，笃信“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就在此时，有四位年轻女子大胆地迈出了令国人惊诧的一双“天足”，漂洋过海去学习先进的医学知识，并且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报效祖国的第一代女“海归”，以所学救助同胞，服务社会。

让我们记住她们的名字——金雅妹、许金訇、康爱德和石美玉，她们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

金雅妹(1864—1934)

金雅妹——中国女留学生第一人

1881年的某日，一艘客轮从东京启航驶往纽约，乘客中有一位黑头发黄皮肤、面容清秀的年轻女子，她就是金雅妹。这一年，她17岁。

航程漫漫，天晴时，金雅妹喜欢站在甲板上观看海鸥逐浪的情景，遥念久违了的故乡——宁波东钱湖畔的韩岭村，只是父母双亲的模样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在她两岁半时村子里闹瘟疫，担任教会牧师的父母亲相继染病去世，抚养她长大的是父亲生前的好友麦嘉谛博士和他的夫人。麦嘉谛是美国人，1844年便来华传教施医，曾担任美国驻宁波首任领事。金雅妹跟随着麦嘉谛在日本读完中学，并掌握了日文和英文。看到义女天资聪颖，喜爱读书，麦嘉谛决定送她去美国深造，他为她选择的专业是医学。

在海上颠簸数周后，金雅妹终于抵达美国，进入著名的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学习，成为该校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四年间，她学习认真用功，在研读书本知识之外还勤于操作实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885年5月，她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毕业后，金雅妹先后在纽约、佛罗里达和华盛顿的一些医院实习，她理论知识扎实，临床医术甚佳，对刚刚兴起的显微医学研究有特殊心得，很快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1887年，她的学术报告《显微镜照相机能的研究》在《纽约医学杂志》上刊出，引起医界同行的重视，当时她只有23岁。

尽管金雅妹在美国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和优越的生活，但是幼时父母因祖国的医疗技术落后而亡故的惨痛经历一直烙在她心里，她希望有一天可以尽自己的力量解除同胞们的病痛。1888年底，金雅妹毅然回到祖国，进入福建厦门一家教会医院工作。

1894年，30岁的金雅妹与一位西班牙籍的葡萄牙音乐家兼语言学家结婚，两年后生下一男孩。但他们的婚姻在维持了10年之后离异。更不幸的是，她的儿子成年后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和丧子的痛苦，金雅妹并未就此消沉，而是将精力全部投入了医学事业。

1907年她来到天津，出任北洋女医院院长。北洋女医院（局）是中同最早的公立女医院，在她的主持下，医院办得井然有序，求诊者络绎不绝，成为当时天津的名牌医院。

在行医过程中，金雅妹深感国内妇婴医疗条件的落后，培养专业医护人员刻不容缓，1908年她说服了袁世凯，由天津海关拨银二万两，创办了北洋女医学堂，由她担任堂长兼总教习，这是我国第一所公立的护士学校。

女医学堂不仅传授西方先进的护理技术和理念，还提倡妇女解放，参与社会服务。金雅妹特聘通晓中文的英国女医生卫淑贞为实习教习，聘中国第一位护理专业女留学生钟茂芳任看护教习。她还亲自授课，将在国外学到的医学知识和她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诊断技术，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

两年后，首批学生11人毕业，次年又有5人毕业，尽管青杏尚小，但这是近代中国自行培育出的第一批护理人才，其影响深远。这些女学员服务于各医院，使津门妇女率先享受到西方先进的接生技术。

1933年，金雅妹在北平的寓所里“收留”了一名到中国做学术考察的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小伙子——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后来他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并在回忆录《中国——我的姐妹》一书中记叙了在北平的这段日子。普实克深情地写道：“在她的宅子里，我找到了真正的家。许多外国人受到她的严厉批评，也许他们无法理解她那貌似严厉的善举。她待我像妈妈。疾病花掉了我所有从家里带来的钱，我还欠了债。但是她总是微笑着说，让我用银行的支票付房钱，其实我那银行账上剩下的是已经不可以支取的五个银元。她说等我有了更多的钱，就可以提出来支付。她的厨师用肥美的鸡肉使我又能够站稳脚跟了。”

金雅妹身边除了仆佣之外，没有一个亲人，但她乐于结交朋友，也深受朋友欢迎。普实克写道，“她喜欢在身边聚集一些青年人，而且我可以邀请我所想邀请的人来品尝她那久负盛名的晚餐，尤其是她的菊花汤。这种汤她是当着客人的面用小木炭炉子煮的。”

金雅妹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热心于教育事业和农村卫生事业，她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亲自带一批人去孤儿院做义工，并为孤儿院募集善款。

1934年2月，金雅妹患肺炎住进了协和医院，作为医生，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病情，她把所有的财产——在北平的寓所（价值15000元的房屋和地基），并现金6000元，全都捐给了燕京大学。她还将150余卷外文书籍捐给了天津木斋学校。

1934年3月，这位杰出的女性在协和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0岁。曾与她一起工作过的美国著名医生、林巧稚大夫的老师马克斯韦尔称赞她是“一个有卓越才能和秉性的女子”。他在悼念文章中这样写道：“她是一位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痛苦和不幸的女性，但她为这个国家的孩子和工人的利益做了很多工作，直到生命的尽头。”

许金訇(1865—1929)

许金訇——中国首位国际女代表

1884年，另一个身材娇小的中国女孩也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个女孩来自另一个通商口岸城市——福州，她的名字叫许金訇（由于她使用音译英文名，以至她的中文真名长期被人所忽略，有史料称她为柯金英，也有称为何金英）。

许金訇，1866年出生于福州南台岛（今仓山）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她的父亲思想开放，许金訇小时候为习俗所迫不得不缠足，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这在当时的社会是极为难得的。

有其父，必有其女。许金訇先是求学于美以美会办的毓英女塾，因不满呆板的课程而转入福州妇女医院学医。她天生聪慧，并富有同情心，医院院长十分欣赏她的志气和才华，为她联系了美国的妇女外国传道会，资助她赴美留学。

当时许金訇只有18岁，还不懂英语，父母亲友都不放心她远行，可她却态度坚决地告别家人，跟随两个美国传教士离开了福州。

许金訇到达美国一个星期后，1884年5月9日的《纽约时报》便报道说，有一位深色皮肤、闪着杏色双眸、穿着绣花的中式衣裙、脚蹬绸缎便鞋的中国女孩来到了美国，并详细介绍了她的出身经历和求学计划。许金訇先是住在费城一个医生Dr.Sites家中学习英语，在这年秋季，考入了俄亥俄州的美以美会办的威斯利安大学，后转入费城女子医科大学。

1895年，许金訇结束了在美国的求学生活，回到家乡。亲友们惊喜地发现，当年那个富于冒险精神的少女，已经成长为一名训练有素、谈吐优雅、心思缜密的女医生，不变的是她那略带倔强的勤奋和乐于助人的品性。

许金訇在福州圣教妇孺医院行医，专给妇女、儿童诊病，后来还担负起该院的主持工作。1899年，她又兼任福州仓山马可爱医院的院长。刚开始，病人们看她是个女子，不愿意到她的医院就诊。后因许金訇医好了许多病人，很快声名鹊起，不久医院里就人满为患。她既诊治病人又开班授课，培养出不少女医生。她率先在医院使用自来水，建新式厕所，还积极宣传卫生观念，经常派出学生到乡村演讲，力促人们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1910年，她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学特别授予她理科硕士学位，以表彰她的成就。1898年，世界妇女协会在英国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当时主持外交事务的李鸿章闻许金訇之名，派她作为中国妇女代表，赴伦敦参加会议，这是中国第一位参加国际事务的女代表。她不辱使命，以流利的英语和渊博的学识展现了中国女性的风采。

1926年，许金訇辞去院长之职去南洋，三年后在新加坡病逝，享年64岁。许金訇终身未婚，膝下无子，她把心中的盈盈大爱全部奉献给了医学事业和她的病人。

康爱德(1873—1931)

康爱德——冲破命运的咒语

康爱德曾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1873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户并不富裕的人家，由于家中已经有了五个女孩，她被父母送给邻家做童养媳。不料，邻家请了算命先生给她算命，算出的结果是，这个女孩子命犯天狗，婚姻不利，邻家遂不敢接受她。正当家人无计可施之时，一位给西方传教士做中文教师的乡邻建议康爱德的父母，将她送给他所教的那位女传教士收养。就这样，美国传教士霍格女士收养了当时仅两个月大的女婴，并为她取了个英文名字IdaKahn。从此，小康爱德在霍格女士与她的同事吴格矩女士的身边一天天长大，走上了一条迥异于中国平民女子的人生道路。

9岁时，小康爱德跟随霍格女士赴旧金山，在那里学会了英语。后来她又回到中国，跟着吴格矩女士在重庆生活了两年。1886年，重庆发生了反教运动，教会大院被夷为平地，传教士们躲往总督衙门，康爱德在一个木匠家躲藏了两个月，后来她们找机会逃出了重庆。当时正值春天冰雪融化，三峡江水很急，13岁的小康爱德坐着一条小船渡过了波涛汹涌的长江，她的人生又一次化险为夷。

1892年，吴格矩女士带了三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同到美国，这两个女孩便是康爱德和她在九江教会女塾念书时的同学石美玉。她俩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在学校，她们各项成绩均名列前茅。在毕业仪式上，两个女孩穿着中国旗袍登台领取毕业证书，康爱德的旗袍是蓝色的，石美玉的是粉红色，人们为她们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校长当众称赞她们：“无谓支那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若此女士者，与吾美之女作比例，愧无地矣！”

1896年，康爱德和石美玉学成回国，在九江码头上岸时，她们受到热烈欢迎，一路上鞭炮声不绝于耳，人们都想看看这两位留洋归来的年轻女医生。三天后，她们应当地医院的要求做了几台手术，手术十分成功，一时间声名鹊起。到她们行医的第二年末为止，她们共接诊治疗5491名病人，她们将所有收入移交给教会财政部门，并用四年的行医来补偿在美国上学的费用。

当时，张之洞曾写信给吴格矩，恳请派康爱德和石美玉去上海执教他正在创办的医学师范学校，但她俩最终没有接受邀请，因为她们觉得留在九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次，南昌巡抚派船到九江，请求派一位医生去为他的夫人看病，康爱德立即出发，将患者带回九江悉心照料。巡抚夫人康复后，广为宣传这两位女医生，康爱德借此机会到南昌设立医院，并逐步扩展规模，仅1907年一年就收诊病人8000多人。在1911年辛亥革命和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医院还收治了大量受伤难民。

1896年，梁启超曾在《时务报》上发文，极力赞颂康爱德的成就，孰料还由此引出了一条花边新闻：《老残游记》作者刘鹗读到梁启超生花妙笔下的“江西康女士”，不禁为之神往，并且从《申报》的报道中得知她“尚待字闺中”，于是托罗振玉函告汪康年及梁启超，请他们“为作冰上人”，想要和她结为连理。

1899年，作为当时知名度很高的女知识分子，康爱德代表中国出席了世界妇女协会会议。

1907年后，34岁的康爱德再次负笈海外，先后在美国的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在英国的热带病院深造医学。四年后回南昌继续从事医务工作，直至1931年去世。

石美玉(1873—1954)

石美玉——把全部的爱献给病人

与康爱德并肩留洋的石美玉，出生于湖北黄梅，在江西九江长大。父亲是一位牧师，母亲在教会女塾任校长。石美玉是他们的长女，因没有缠足而远近闻名。

8岁那年，石美玉被父亲送到教会女塾读书，一读就是十年，并在此与康爱德结成终身好友，后来一同赴美留学，一同回国行医，她们以精湛的医术，赢得了江西百姓的信任。

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原先的小诊所显得捉襟见肘，石美玉写信给美国的朋友，请求捐款相助。石美玉擅长交际，在美国颇受朋友欢迎，她的信发出不久就有了回音，芝加哥名医Dr.I.N.Danforth为纪念去世的夫人，愿意出资委托石美玉在中国建造一所以其夫人名字命名的医院。1901年12月，但福德医院（又名九江妇幼医院）落成开业，共拥有95张病床和完善的设备，石美玉出任院长。

为了传授医学知识，石美玉自己动手编教材，把英文医学书籍翻译成中文。在她的主持下，医院逐渐发展，平均每月有千人求诊。为了医院的长远发展，石美玉二度赴美筹募资金。由于医院在美国享有良好声誉，所以得到了大批捐款，她回国后用这笔钱将医院扩充了一倍，接诊病人大量增加，仅一个月就诊治2743名病人。

石美玉的不懈努力赢得了人们的普遍信任和尊敬。有一段时间，她染病在家休息，九江知府竟出告示：禁止任何车马经过她门前的街道，以免影响她养病。石美玉受爱戴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15年，石美玉与伍连德、颜福庆等筹组中华医学会，曾担任副会长。1918年至1919年，她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进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研修。在美期间，她四处演讲，向美国教会介绍中国的情况，鼓励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

1920年石美玉回国，与吴格矩一起在上海组织创立了伯特利教会和伯特利医院，还开设了两间药房和一所护士学校，她们还在家中收养了36个贫穷的中国孩子。石美玉是产科专家，慕她之名前来学医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还有的来自越南、缅甸、新加坡和檀香山。至1937年，共有600名学生毕业获得了中华护士会证书，并深入民间服务。

1928年，山东爆发大灾荒，大量难民涌进上海。一天，石美玉接到电话，得知有300名孤儿即将到达上海。她在一番祷告之后，到车站接回100名孤儿，决意将他们收养。她克服种种困难，建立了孤儿院，附设小学和中学。这些孤儿长大后，她又将他们送入大学深造，其中不少人循着她的足迹，留学归来报效祖国。

抗战爆发后，原设在南市制造局路639号的伯特利医院被日军强占，乃迁至沪西白赛仲路（复兴西路）另设分院。医院派出医护人员每周到难民收容所和伤病医院义务进行救护工作，孤儿院则迁至贵州独山毕节。抗战胜利后，石美玉在美国积极筹划经费，在废墟上重建伯特利医院。1951年5月，石美玉请求上海市政府接管医院。1952年12月，伯特利医院更名为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石美玉也是一个终身未婚的美丽女子，她把最美的年华奉献给了她挚爱的医学事业和她的病人们。1954年12月30日，石美玉在美国加州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1岁。

《档案春秋》供稿

聚焦走廊 近代中国女留学生的足迹 女子留学早于男子

中国人走出国门留学异邦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1847年广东人容闳、黄宽、黄胜由外国传教士资助赴美留学当属首开其端，而女性留学的历史其实要早于被历史公认的容闳等人。据容闳在其自传《西学东渐记》中记录说，郭实腊夫人主办的女塾因鸦片战争前的局势紧张而停办后，“携盲女三人赴美”。是年1839，比容闳等人留学海外早八年，正是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之际。

不过，真正对中国近代史有所影响的女子留学始自金雅妹。1881年,美国传教士麦嘉谛携其收养的宁波女孩金雅妹去美国纽约学医，后毕业于康乃尔大学，应该是中国女性留学第一人。后又有江西女子康爱德、福州许金訇、湖北石美玉，也先后得到传教士的资助而留美，这四名女性成为近代中国女子留学的标志性人物。

女留学生从个案到逐渐融入出国潮流大致在1900年以后。庚子事变促使政府官员们不得不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经过中日两国人士的努力，自1898年始日本政府一改过去拒绝中国人入境读书的政策，文部省于1899年颁发15号档正式确立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决策，中国人留学东瀛确为当时的最佳选择。据现有数据记载，1901年有3人,1902年又有20名女性先后赴日留学，不过基本局限在跟随家人赴日而进入该国学校读书的范畴。

打破官费留学界限

1903年以后随父兄留学的局面有所改变，而像秋瑾这样挣脱家庭羁绊自费赴日的女性逐渐增多。特别是1905年地方省份送女子留日之举打破了官费留学仅限男子的陈规。1905年，取得官费资格的女性有湖南20名，其中最小的14岁，最大的48岁。其后有江西10名，云南13名，奉天（辽宁）省与日本实践女子学校商定每年派15人到该校修读师范专业。两年后，在东京成立的留日女学生会成员约100人，1909年达到149人，初步形成留日女学生的小型群体。

此间，各省先后取消了对女子官费出国留学的限制，刺激了自费女生出国的热情，1905年先后有19名女生自费入读美国中等学校。1907年两江总督选派3名江苏女生赴美国威尔士利（今译威斯里安大学）女子学院读书，是为官费女生远学西方的开端。宋氏三姐妹也于这一时期进入该校深造。据不完全统计，1902至1911年留美女生约30多人，留法约20人，这个数字虽仍无法同男子相比，但就持续二千余年受压迫遭凌辱的中国女性而言，已非同寻常，可谓女性留学史上的突破性进展。

民初，女子留学的环境有所改善，主要表现在选择留学欧美国家的比例上升。以美国为例，民初期间大约增加到488人，留学俄、德、英等国的女生人数远逊于美国；留法女生在20世纪20年代约20余人，主要得益于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与此相反，因受到中日两国留学政策及其它因素的干扰，留日女生人数比清亡前有所减少。

所学专业逐步扩展

清末民初女子留学是中国留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当时世界近代化运动和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同男子留学有着一定的共同之处，即女子同样有一个由被动到主动求学西洋的历史过程。清末，朝野对女人读书的认识非常肤浅，仅仅视女学为培养贤妻良母的地方。那时，清政府派女子出国的目的只是求得女校师资，这一思想在当时甚为普遍。

早期中国留日女学生所学专业只有速成师范和速成工艺两科。师范科学习课程主要是教育、心理、地理、历史、算术、唱歌、体操等。工艺科在上述课业外，还有刺绣、编物、图画几门，基本围绕幼儿教育和家政业务开设课程。

民国时期，贤妻良母的思维定势有所破除，女子留学生从一开始抱着学技能的目的选择学科专业，逐步扩展到政治、经济、科技领域，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清末的模式。不少人更看重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加入钻研哲学社会科学的行列，回国为救国救民而奔走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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