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林太太开除年轻店长前，店里又招了一个年轻人。

他在另一间日语学校，和我大约是一同到日本，他比我年龄小，我叫他小王。小王的父亲在英国进修时，曾同东京大学某个学院院长一起进修，所以他的担保人是东京大学的那位院长。小往来日前准备上完语言学校，再去上日本的大学。他上的语言学校的学费较我的贵。

他的父亲是国内某大学的校长，家里兄弟姐妹很多，他是老小。所以他一来就让我感小王娇生惯养的那种人，工作不太积极。中国人的教育是否对子女太溺爱了，太顺从子女了。

日本人等级观念很强，先入公司就是先辈，后入公司是后辈，就是领导，后辈应该服从先辈，先辈在工作中应该比后辈强。

但在中国人中间这些观念根本行不通，地位、年龄、身份和体力等综合因素决定一个人的地位，大家在工作中也是你盯着，我看着你，多干一点事都觉得吃亏，很多事很难办。在日本的中国人，更喜欢和日本人一起工作，而不喜欢和中国人一起工作。

小王刚来的一天晚上，他去休息了。当时店里只有三人，大林太太，一个台湾女孩和我，台湾的女孩刚来日本，语言不通，很多事也不懂。日本的工作也没有详细的分工，哪里忙来就去哪里。正好那时比较忙，所以我到外面帮她们。过了大约半小时，小王休息回来，他想我应该帮他扫完地，看见他去时扫了一半的地还是那样。

他回来后，地还是那样摆着，我根本没时间去扫，他回来后很生气，问：我去休息的时候，地就是这样，回来后，还是这样，你干什么了。

心里很不痛快，日本人在工作中就不会这样计较，他们也不会这样问比他先入公司的先辈，就说：我干什么大林太太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你找她反映。

他听后，更火了，要和我打架。

我很生气，告诉他：我门没有必要在日本人面前打架，特别还是在工作时间，有话的话下班说。

这样，他就无话可说。这个人好像有口无心，下班后又主动邀我回家，还一路上故意找我说话，我也就没计较下班前的事。

另有一次，小王和一个台湾人吵起来了。

那一天我去休息了，松本店长也不在，厨房里只有小王和一个台湾人。那个台湾人和我又是一个学校的，比我高一级。

事后其他日本人告诉我，外面客人订了半天的单可还送不上去，在发火。里面小王那个台湾人吵得一塌糊涂，什么也干不成。外面的客人全都知道有两个中国人在里面吵架。

小王告诉我，这是由于台湾人的手脚太慢，东西做不出来，客人发火；台湾人告诉我，由于小王听不懂不懂日语，不明白客人要什么，所以客人发火了。客人发火后，小王就到厨房催台湾人，台湾人也就火了，他们两人关起门就在厨房吵起来了。

为什么吵，我也不知道，但这是在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我深深地觉得台湾任何大陆人没什么区别。但大家都能忍一下的话，或许什么事都没有。

日本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和做法和中国人很不一样，刚去的中国人都不习惯，再加上常常出错，所以挨骂是经常的，小王来到冰淇淋店后，也没有少挨过骂。

一次，刀掉到地上，小王捡起，还没洗就要拿来用，正好让店长看见了。年轻的店长二话没说，大骂一通。

小王后来告诉我：店长骂得嘴都干了，喝完水，还接着骂，实在是不可想象

刚去的每个中国人都经历过这种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不一样，不懂日本的工作做法是挨气受骂的经历。小王被骂过数次后，干活也积极了。

小王去后，大林太太已不常去店里了，新店长比我后进冰淇淋店，那里的工作我也熟了，我已不太挨骂了，只是工作时间短。

每个在日本的人为了生存，都需要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独立生活也使人很快的成长起来了。最后只用半年多的时间小王的工作就和刚进来时大不一样，不像刚出国的人了。

小王较年轻，生活也很辛苦，他想放弃上学，打完工赚笔钱就回国。

要上学的话，上完语言学校，至少还得上四年大学。和我们在一起的另一位中国人正在读大学，他一星期至少三天早晨到下午在冰淇淋店里打工，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就去另一家餐馆打工，周末整天在冰淇淋店里工作。这期间打工赚的钱全部用于交学费。在日本的前六、七年，除了学历以外什么都没有。

小王看这种生活太苦，进了冰淇淋店后不久就不去上学，天天打工，开始时同时干两份工作。由于他老不去上学，他的学校打电话给他的保人。日本人胆小，不干违法的事，尤其是社会名流，像东京大学的教授等。

这个老教授知道了小王不去上课的情况后，非常生气，马上打电话和小王联系上，要和小王见面。

见面后他让小王马上回国，但小王根本不会回国。因为小王已有数月未上学，东京移民局是很难批准延长这种情况的，不可能在延长签证了。

为了让小王回国，那位教授还打电话给小王的父亲，希望能将小王劝回国，但小王也不听他父亲的。

小王走到了他早已选择也是最后别无选择的路，非法打工，即签证过期后，仍留在日本打工，打几年工后存笔钱在去日本移民局投案，由移民局送回国。

在日本有很多国家的人，像韩国人，菲律宾人，中国人等都非法滞留。对非法滞留的人来说，以前的住址在日本的户籍管理处纪录在案，所以最重要是找一个谁都不知道的房子，在找一份收入较安定的工作，就可在日本呆下去。

但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工作都很难找，干着的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被炒鱿鱼了。

小王想非法滞留的话，马上就要找房子，找稳定工作。在日本找房子要保人，他认识的日本人也没几个，但人被逼极了，什么都敢干。小王最后找到了台湾老板，村上社长，请求村上老板社长做他的房屋担保人，同时他也告诉了村上老板，自己已是非法滞留，希望能长期做这个工，或许小王觉得这样做可以让村上社长不用总为没有固定做冰淇淋的人而担心，这对双方都有利。

但日本政府对非法滞留有严格的法律，禁止雇用非滞留的人员，查出使用了非法滞留人员的老板除了罚巨款外，还有刑事拘留的处理，日本人都很胆小，怕事，不会冒这种危险的，小王在这个问题是实在是太天真了。

但村上老板原来是个台湾人，和日本人又不完全一样，他会抓也敢抓法律的漏洞，同时当时生意也非常不好，对这件事合理的处理的话，会变不利为有利。

村上老板想利用小王，首先是村上老板在台湾有生意，台湾公司的员工经常来日本出差，每次住宿费一笔不小的开支，同时经常货物也无处放置，他希望小王把房子租在一个离公司较近的地方，随时做为他的招待所和仓库，所以村上社长满口答应替小王做租房屋的担保人，但必须是离公司较近的地方。

小王明白这个用心后，不想受制于老板，他又动尽脑子，想让村上社长做他的担保人，又不受制于他。双方都在用心，最后小王没答应村上社长的条件，村上社长又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担保人不知怎么搞的又转到松本先生处，既由松本先生做小王的担保人。

最后小王找了一个离公司较远的地方。事实上，小王非法滞留以后已无路可走，他又主动告诉村上社长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别人，又不想被这个人利用，搞的他很被动。

在找房的一系列活，使小王和村上有一定的矛盾。松本先生也被拉进去，日本人性格是他不愿也不会为小王承担一点责任。

当时店里生意非常差，每个月都亏损，但台湾的冰淇淋店生意很好，村上希望将公司搞成国际连锁公司，总店就是我们那个冰淇淋店，分店等在台湾和大陆，所以即使亏损，他不愿意将这个店关掉。在这种情况下，小王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小王像很多中国人那样，大大咧咧地，不注意小节，比如每天上班时规定要带厨师的高帽子，但他经常不带。为了这事，松本先生说过他几次，但松本先生不再的话他又不带，有时松本先生突然回来，碰个正着。

松本先生很生气，这在中国觉得很小的事，但在日本也很大了，表里不如一是日本人比较讨厌的事，被别人说了数遍还不改也是不可原谅的。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日本老太太一次在工作中，做错了一点小时，我记不清是什么错了，大概就是泡茶时用错了茶壶或是泡的时间不够等小事情，松本先生简单地说了一下，日本人很少说别人，所以那个老太太第二天来上班时说前一天晚上因为松本先生说过她，她一夜没睡好。但小王就相反，科委屡教不改。或许很多的中国人都自己为事了，很多小的规章制度不遵守，随便更改。

另外一件事，因为我上午上学，上午不能去，另外一个中国人也要上学，不能保证每天上午能来。所以做冰淇淋主要由小王来做，小王以为店里离不开他。

生意不好，松本先上也是经常晚去早走，再加上有其他事，经常不在，小王告诉我店里离不开他和我，因为他白班，我晚班。

有一天松本告诉我让小王不要来上班了，我问为什么，松本先生说小王说他在的话松本先生很轻松，什么事情都是小王做的。

这句话不知松本先生怎么想，但在这时，生意非常不好，松本先生来了也无事可做。在日本先辈一定要比后辈做的好才能让后辈做得好才能让后辈服气，所以这句话或使人觉得小王在这里已不可缺少，但在日本任何工作少了谁都能做，日本总理换来换去也根本没什么影响。

所以松本先生很生气，马上就对小王，以后你不来的话她自己也会干，本来小王找房子时松本先生就坚决让小王回国，不让小王留在那里。当时松本先生也让我劝小王回国，但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会管用呢？

在日本都是终身雇用，没有开除员工的，即使是临时工。实在想开除一个人时，就让他去干他不愿意干的工作，或者并离家非常远，工作时间很不好的工作，最后逼他们辞职，当时大林太太对我也是那样，但由于最后店长辞职，我的情况好转了。

小王当时即无签证又无其他工作，所以，即使走三个小时干四个小时，每天也照来不误，这还是没让小王辞职，最后松本先生不给小王排班。小王过了一阶段就不来，因为小王租房的担保人是松本先生，松本先生告诉别人他不做小王的担保人，我不知道最后松本是否给房东打电话，但我想小王的情况一定不会好，当时没有签证很难找到工作。

小王的事使我觉得今天中国人太多的人爱出风头，自以为是，我们真的缺少一种服从的观念，服从自己的领导，共同遵守前人制定的规章制度，同时在执行过程中，完善和发展这种规章制度，并教育后来的人，这是我们社会能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继承和发展前人做出一切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