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辩式思维是critical thinking 的汉译，也可以译为“批判性思维”。本文摘编于2016年10月26日《中国科学报》第7版，原文标题是《批判性思维，高校当“补课”》。

常年旅居加拿大的董毓博士，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国内和其他教师一起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曾在西方高校教授过批判性思维、逻辑学、科学哲学、知识理论等课程外，在企业工作的经历也让董毓了解到批判性思维在实际中的应用。这些都使得这位拥有理工科、哲学、逻辑学、科学方法论等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对批判性思维研究更有发言权。

如今，批判性思维教育在国内的热情、认可度已经有了，但却在呼吁、推广效果上却存在一定的困难。对此，董毓建议，让更多国内高校了解真正的批判性思维，让更多的教师将批判性思维融汇到学科研究、教学中。

中国教育的“短板”

《中国科学报》：您说到中国学生缺少批判性思维教育，是怎样一个现状？

董毓：从开课数量可见一斑。目前国内有几万所中学，但开出批判性思维课程的不超过十所。国内两千多所大学，开批判性思维课的最多百余所。

科学和认识发展史表明，探究、实证是创造知识的必经途径，批判性思维教育正是为此培育人的主观品质和能力。它应该从小开始，并渗透到各学科教育和社会文化中一起进行。然而，中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但罕有在学科中渗透者，绝大多数地方甚至连相关课程都没有。这如何能满足培养下一代的思维能力的目的？

只有中国学生具备和西方学生同样的认知能力，才能和他们同等竞争。我曾说过，现状有点像我们的车和别人的比，发动机马力差一半，而我们工厂做的改善，就是给这辆车抛光、打蜡、安装高级音响、配上皮座椅……然后指望它在拉力赛中跑出前三名的成绩。

热情高于了解，怎么破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理想的批判性思维教育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该如何分工？

董毓：我们在国内大学生中进行教学，他们知道在写论文、作决策时，要从问题辨别开始，要论证分析等。但这些多半只是学会了一些方法，没有形成理性思维的习惯。也就是说，在大学才开始教授批判性思维已经比较晚了。

所以，从中小学阶段就应该开始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和技能，使他们形成求真、公正、反思、开放的精神，并初步掌握阐释、分析、推理、判断、解释的一些做法。大学阶段的课程则是强化一些高阶的技能，如想象反例、辨别隐含假设等更有逻辑性和深度分析、发展的技能。这些对科学研究很关键。

《中国科学报》：说到批判性思维，很多国内教育者也意识到了它的不足，也希望发展，但往往出现热情高于对它的了解的现象。

董毓：正是这样。目前的批判性思维教育，一方面发展不足；另一方面误解滥用。一些人望文生义地将其理解为只是反对、批判他人的能力。这样的理解产生了两个极端现象：有的拒绝推广它，有的在课堂上搞自以为是的批判。

批判性思维教育有三大作用：促进认知和创造、塑造理性公民以及奠定问题求解的能力。我们推广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主要方向是，第一，培训在国内大学里开设这门课程的教师，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特别要认识到，批判性思维起始于自己对内心偏见的反思，是要排除限制自己认知发展的内在障碍；第二，培训高校理工文医商等学科教师，让他们尽量把批判性思维运用到学科的教学和学习中，让学生获得这三方面的素质，具备在科学研究、职业、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发展能力。

以培训教师为突破口

《中国科学报》：在您进行的教师培训过程中，最希望吸引哪类师资？现实情况又是怎样？

董毓：上面说的第一方向，是培训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教师，让他们成为“种子”，希望他们回到学校后开设这门通识课，并能培训校内其他学科的教师。

目前参加培训的老师不少来自于逻辑学和英语专业，其他还有科学、医学、思想政治、管理等方面的老师。各学科的教师各有优势，特别是在自己领域里教批判性思维时。不过，批判性思维素质是跨学科和实践性的。我们鼓励教师多学科结合。英语和其他专业的老师有学科知识，但还需要学习非形式逻辑等。逻辑教师有其优势，但眼睛还应该超越逻辑课本，广泛了解语言、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知道哪些逻辑工具如何得到实际的运用。

在理工科的领域，出身科技哲学的教师有更多的优势，因为他们既要懂逻辑，更要研究科学实践。而且，以“猜测和反驳”为动力机制的科学方法，本质就是批判性思维。许多批判性思维的先驱和理论家也是科学哲学研究者。不过，我再次强调，只要努力学习，谁都可以成为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者。我们已有不少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