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哈佛这一年我获得新生

《王石:哈佛这一年我获得新生》由10月30日报道。

外滩画报讯 2011 年，王石正值耳顺之年，这位功成名就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教父”，选择去哈佛大学当清苦的“修道徒”——自己做早餐，步行上学，坐地铁出行，和十几岁的孩子一起学习语言。“我在哈佛这一年，体会到了后进生的滋味。”2011 年的最后一天，回国过新年的王石在万科总部接受了《外滩画报》独家专访。

上午8:40-11:00，哈佛听主课；下午1：00-2:30，英语选修课；2:45-6:00英语语法课。每周两次晚7:30-9:00口语课；每晚看资料做笔记至凌晨1点。

这是王石在哈佛的日程表。

王石在哈佛近一年的游学生活，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轻松随意，而是“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每天清晨，他花2.5分钟的时间用微波炉热一杯牛奶，烤一块面包，切半个西柚，花3分钟时间吃早餐，然后步行去上哈佛上课。王石租住的公寓位于剑桥镇的花园街上，到哈佛主校区最远的教学楼或者图书馆只需步行15分钟。王石在哈佛读书期间拒绝了公司配车，出行主要靠步行和地铁。

哈佛“现代修道院”

2011年2月，王石在哈佛的第一学期。他每天上午去英语学校补习英语，下午去哈佛听各类讲座；到了9月的第二学期，他选了三门大课：分别是前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史”，以及“城市规划”。因为大课的时间是上午，所以王石将英语学校的课程改为下午。

在哈佛上课，如同“赶集”。王石每天从8:40开始在哈佛设计学校听“城市规划”，临到结束前几分钟，必须不动声色地把书包理好，一结束就蹭蹭蹭往经济系跑，跑8分钟，再一路爬上三楼，放慢脚步，轻轻推开门，坐进去，前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宗教课已经开始。

中午，穿过哈佛广场，步行去对面的英语学校。如今，王石已在学习Advance级课程，这是该校的最高级课程。广场里有几棵大树和大片的草地，王石偶尔会找一间咖啡屋坐下来，吃个三明治，更多时候则是边走边吃。“我想休息一下的机会非常非常少。在哈佛，很清闲的就是游客，学生要匆忙得多。”王石说，他唯一会停下来的原因是发现了赏心悦目的落叶，或者在雪地里觅食的灰松鼠，这时他总会“忍不住停下来拍两张照，传到微博上。”

王石:哈佛这一年我获得新生

英语学校放学后，他就在哈佛广场的速食店花几美元买一个鸡肉卷回家，吃一半，另一半放在冰箱当第二天的晚饭。在美国的日子里王石很少应酬，他的夜生活几乎都是在公寓里温书。“因为你只要晚上安排应酬，你的学习就得熬到三四点，要不第二天的课就坏事儿，完全跟不上。”

在哈佛大学的11个月里，他感觉身处在一个“现代修道院”。“我住的地方很简单，旁边是一栋教堂式的建筑，顶尖是十字架，中世纪风格，就像一个修道院。不管在学校，还是在附近的星巴克，里面的学生都是一边吃一边看作业。这就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地方。”王石对《外滩画报》说。

2011年夏季“艾琳”飓风来袭，王石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收到言及飓风如何厉害的短讯，知趣取消约会。返剑桥公寓已晚。翻书不觉到凌晨。好像有特殊的磁场，祛除浮躁，心静读书。

到英语学校报到的第一天，60岁的王石差点被人误认为是“老师”。他的周围，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开学自我介绍后，发现最大的也才25岁。

为了克服“哑巴英语”，王石强迫自己每天跟这群比自己女儿还要小的孩子混在一起。美国课堂强调游戏互动，由一个学生来比划单词，王石来猜。“往往一个单词挂在嘴上，却怎么也说不上来”。最有压力的要数每周一次的考试，每次60分钟，周围的同学答题30分钟后陆续交卷，60分钟后，整个教室变得空荡荡，只剩下握着笔的王石，和一位等待收考卷的老师。

“我也经历过小学、中学、工农兵大学，虽然不是最优秀的，成绩也是中等偏上。这次算是体会到什么叫后进生。”王石说，他生平第一次感觉脑袋累，是脑壳里那种累，半夜两三点很疲劳，但睡不着。“有点像某种病态，一度担心别哈佛没学到东西，变神经了，想放弃。但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又背着书包去上学。”

在哈佛的前三个月，他几乎听不懂主讲人在说什么，于是花钱请了一位翻译帮忙做笔记，“自己装模作样地听，听懂一个单词，想一想，接下去，又听不懂了”。三个月后，他开始自己做笔记，让翻译纠正，四个月后，他已经能听懂六七成，便毅然摆脱了翻译这根无形的“拐杖”。如今，王石已可以自如地用英语发微博，“气候组织”创始人吴昌华欣喜地在微博上回复他：以后出国不用给王总做翻译了。

王石:哈佛这一年我获得新生

房地产开发商眼中的美国

在哈佛，王石的研究方向是“企业伦理和城市群落研究”。他选择了两门跟宗教有关的课：“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史”。

“我们现在是西学中用。我们学习西方的东西，更多是技术层面，如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理解、去了解、去吸收。到最后一定是宗教信仰。”王石这样解释自己选择与宗教有关课程的原因。

在哈佛期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是一名哈佛教授讲述二战后美国信教人口变化。在课堂上，他了解到二战后美国71%的人信仰基督教，80年代初骤降到39%，90年代初又有所回升。他还了解到，二战后出生的美国人有两个宗教，一个是出生时家庭给的，第二个是20岁后独立选择的。上完那门课，王石形容自己“豁然开朗”。

“谈到西方文明，就无法回避基督教。以前我总是困惑上帝究竟存不存在，现在我发现，这不是要点，要点是宗教背后的文化诉求。”王石说，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源跟基督教密不可分，包括现代企业管理提到的“契约精神”，可以在《圣经》的旧约中找到最早的故事。

在哈佛游学的日子里，王石无时无刻不在用房地产开发商视角观察哈佛，观察波士顿，观察美国。

在设计学院的“城市规划课”上，王石不忘观察身处的这栋建筑：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盒”，冬暖夏凉，可容纳400人。独具匠心的是，这个学校的教室与教室间没有视觉上的阻碍，“梯田”状从一楼一直到达五楼，五楼高高挑空，将空间串联成一体，更像开放式的三角形阶梯图书馆。低年级学生在顶层，便于观摩下层学长的设计活动，学生们随着年级上升，教室逐年下移至毕业。

在设计学院，王石了解到美国人数百年的城市规划史。他拿波士顿举例，波士顿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曾大肆建造高速公路。没想到，交通是顺畅了，却一下子把城市一分为二，造成了城市割裂。后来美国政府不得不花大量财力，把波士顿重新规划。“如何在城市发展规划中避免高速、地铁的劣势？纽约和芝加哥是怎么过来的，遇到哪些情况，如何处理，这是可以借鉴的。”

在哈佛学习期间，王石也多次走出波士顿，从其他城市获取灵感。2011年3月，王石受邀赴华盛顿拜访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总部。该环保组织总部的屋顶绿化引入蜜蜂的设计，让他印象深刻。他当即他电话万科的同事，要求在深圳大梅沙总部的绿化中引进蜜蜂。4个月后，万科总部引进的两箱中华蜜蜂开始产蜜，每次可割蜜15斤。万科的员工对自己的办公室屋顶能产蜜感到非常自豪。一位员工告诉《外滩画报》：“虽然蜂蜜的产量不高，每人只分得一小勺，但真的比新西兰蜂蜜还要好吃，蕴含一股自然的醇香。”

王石:哈佛这一年我获得新生

“意识到差距，所以来学习”

2011年2月23日，王石到哈佛刚刚1个月，便接受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邀请，在哈佛做了一场名为“人生的三座山峰”的演讲。他指的“三座山峰”，第一座峰指创立万科，第二座指两次登珠峰，第三座指目前在哈佛的游学。

他对比了“登山”和“游学”的差别。“你问我那个难？登珠峰当然难，但没有我想象的难。哈佛游学也难，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王石说，但是最难的，是管理企业。毕竟，登上珠峰他只用了五年，而创办和管理万科，从1983年至今已近30年。

在万科深圳总部的王石办公室里，王石的办公椅背后有一辆精致的奔驰模型车。王石说，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由万科一家玩具厂生产的，汽车上印有日本皇室的图案，车门可以打开。“它不是玩具，而是工艺品。它代表着万科的一段历史。”王石把玩着模型车好一阵，久久不愿放下。上世纪90年代，王石的公司业务涉及玩具、服装、饮料、印刷、K金链等十多个行业，1993年，他决心将公司从多元化向专业化转型，原本计划五年完成，后来足足花费十一年。但这场转型无疑是成功的。2007年，万科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住宅开发商。

“其实去美国游学，一是自我修为，二是为了想清楚，企业的下一步该怎么走。”王石说。

虽然身在美国，跟中国有13小时的时差，但王石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跟万科总部开视频会议。在一年一度的公司内部沟通会上，他从美国发回视频。视频是在哈佛大学JFK政府学院外的草坪拍摄的，王石的背后，是一群悠闲的大雁。

在哈佛的演讲中，王石透露了些许对公司“下一步”的想法。

“在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不难，但相对粗放。”王石说，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全美前三大房地产公司年销售量相加还没有万科大。但是从市场规模看，美国第一大房地产公司的销售量占美国总量的6%，但是万科在2010年的销售量为1千亿，只占到中国的2%。“要沉住气，不能急于求成。意识到差距，所以来学习。”

王石作为万科最核心的人物赴美读书，接班人话题自然也是众人关注的焦点。王石用了一个比喻：“我对万科有感情，但它是我的一个作品，而不是我的儿子。”王石解释，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件作品的制作者之一，作品的将来如何发展，如何才能更加“好看”，需要一个团队一波一波去打造，而不是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或者一个接班人。“1999年和2000年，我和柳传志分别辞职，由郁亮和杨元庆接任。三年前，柳传志重新出山，力挽狂澜，效果不错，如果你问我万科遇到类似情况，我会不会出山。我很肯定地回答：不会。”

王石:哈佛这一年我获得新生

王石告诉《外滩画报》，在哈佛他希望学习更多西方的管理思维。“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看的第一本书是汤因比的《历史学研究》。2011年，我在哈佛图书馆看两本书：曼德维尔的《蜜蜂的语言》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管理》，都是英文版，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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